即将入冬，雾霾再次锁城。

此前，中国经历了一场史上最剧烈的环保风暴。2017年，在全国，因环保不达标已经或正在被关停整顿的企业，不是几百家、上千家，而是以万为单位计，甚至带来了某些行业生态的重大变化。

一方面，环保企业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春天。

北京周边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：一家EPS(泡沫塑料)生产厂商悬赏数百万，寻求进入三星供应商体系，无果。而环保风暴一来，数百家EPS生产厂商纷纷倒下，仅存寥寥几家。这时三星反而主动找上门来了。这家企业终于扬眉吐气。

在这场环保风暴中，环保设备企业订单不断，那些以往对他们嗤之以鼻、不愿理睬的潜在客户们，纷纷抛弃低价策略，转而追求实际效果，主动上门采购。而那些提早就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，避免了被关停、整顿所带来的损失，在危机关头赢得了更多客户的信任。那些过去貌似犯不上的投入和不为人知的环保举措，终于被证明是值得的。

另一方面，环保督察力度之大，执法之严，速度之快，使得不少中小企业陷入停工、停产的困境，更普遍的影响是原材料涨价，零件断货，波及到了更为广泛的产业链上下游，令本来就“利润薄如刀片”的制造业雪上加霜。

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是，此轮环保新政，绝非一阵风。在近期对来自钢铁、家居、餐饮、涂料、造纸等与环保关系紧密的行业从业者的采访中，已然发觉：环保早已从一道是非题升级为全社会的共识。

不过，企业对环保政策的理解，把环保放在何等位置，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，环保仅仅是等于达标排放，还是把环保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契机?这些问题仍然在考量着企业家对于企业作为社会细胞的角色认知……是牺牲环境来创造财富，还是解决社会问题而创造价值?

环保，实际折射出来的是企业自身价值的认知态度，它更集中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。环保，将同其他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样，将无时无刻不考验着管理者对短期和长期，微观与宏观，内部与外部三对矛盾的平衡和把握。

2018年岁首的冬天，北京已经连续120余天无有效降水，突破近十年的历史之最。医院里患流感的就诊人士，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一篇《流感下的北京中年》在朋友圈走红，拨动了不少人的神经。

另一个世界里，一场同样严重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“环保风暴”型流感，也在这个冬天蔓延至整个企业界，遍及全中国。

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了这场流感的威力，有的咳嗽，有的发烧，有的则进了医院，体质不一样，“病情”就不一样。

1、史上最严环保督查

2016年1月，中央环保督察行动在河北开展试点。截至2017年年底，四批环保督察行动完成对全国所有省份的覆盖。

其间，2017年4月，环保部宣布对京津冀及周边传输通道“2+26”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，为此从全国抽调了5600名执法人员来执行。这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。

为了防止包庇，各省市展开交叉督查。针对重污染行业，中央环保督查组曾一天三次突袭广东谷饶镇印染企业。为了防止工厂关门暗地生产的情况，有关部门甚至动用了无人机监察。针对不达标的污染企业，不再贴条，而是直接拉闸限电。据一位企业家称，一个区县因此消失几百甚至上千家企业都是正常的。

而拉开这场环保风暴序幕的，正是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《新环保法》。与此前的旧法相比，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将其称为“长着獠牙的环保法”，例如：企业违反排污可以按日连续处罚;严重环境违法可入刑等。

根据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观察：纺织印染行业出现了史上最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，很多企业只能被迫转型，虽然有些评论认为过于严苛，但其标准的出台，表明了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决心。此次环保风暴无论从力度的持续性、行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以往任何时候。

在汽车行业，也因为环保风暴迎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。2017年出台的“双积分”政策规定：汽车制造商除了需要降低燃油消耗来获取油耗正积分外，还必须出售足够数量的新能源汽车才能获得相应的新能源积分。在J.D.Power副总裁梅松林看来，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如此重拳，来推广新能源汽车，以前很少有车企把新能源电动车作为发展的头等大事，但现在很多车企都开始紧张了。”

湖南长沙的松井新材料董事长凌云剑，其另一个身份是湖南省人大代表。他介绍说：“当地政府考核环保是一票否决的。一个环保、一个安全搞不定，政府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业绩再好，也给你换掉，这是动真格的。”

前段时间松井打算进入汽车涂装领域。众所周知，传统的水电镀工艺是高污染领域，而松井开发的PVD工艺洽洽是对传统水电镀的革命性升级。某地政府刚刚听到松井的投资意向，便保持了高度警惕，坚持要到松井进行实地考察。

当时，对方环保局、科技局等相关人士一行七八个人来到了松井实地参观考察，审阅完相关材料，发现松井做的产品不产生污染，才最终同意落户。“你会发现，政府招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现在需要的是绿色GDP，而不是肮脏的GDP。”凌云剑对说道。

2017年，一撕得纸箱的CEO邢凯认识到，国家应该用更强硬的力度来推动这件事，毕竟环保关乎国计民生。“我反复听到很多人说，中国有大量的小企业活在生死线上，环保一定要立足国情，很多事情要慢慢来。在这之前，国家推行的诸多环保制度和标准，仅仅是作为推荐标准。做了更好，不做也不违规。所以大部分政策推行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。”在这波环保风暴的影响之下，一撕得的不少供应商甚至在自己的公司名字里加了“环保”二字。

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：带有政治色彩的执行力，比如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等，使得很多行业标准的制定和执行都要严于国外企业的标准。

“法律必须要严，你排污造成了整个下游的污染，甚至危害了他人的生命安全，应当受到惩罚。”在91岁的原航空航天部部长、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看来，只有“严”，环保问题才会被企业真正重视起来。

但无论如何，环保是大势所趋，必须见到成效。一个数据是：2018年1月3日，北京市环保局公布，2017年北京市全年PM2.5，有9个月月均浓度为近5年同期最低水平。

2、环保企业迎来春天

“环保”这场总该要生的病，使得那些私底下注意“锻炼”的企业，成功抵御住了四面八方袭来的风寒。让他们数年在环保领域的坚持和耕耘，被放大到了客户和公众的面前。

秦皇岛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，对此有着鲜明的感受。当年他带头跑业务，跑遍了唐山周边的钢厂。最常见的“招待”就是：“我为什么要用你的东西?”

不少企业很“实际”：环保局检查时我设备开一开，平时开设备都费电。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，为了备战奥运会，保证183天以上的蓝天标准。北京临时关停了周边的重污染企业，有企业专门找到刘炳煌：“你看，就算我用你的设备，也得关。”

那时候，企业买环保设备更多是为了应付检查。一家重污染企业专门去买了一台6000元的射雾器(喷雾降尘设备)，放在屋顶上给检查的人来看。但后来污染物居高不下，在政府的要求下安装了监测器。结果，这家企业到处询问，哪里能买到好的射雾车。最后，购买了思泰意达的一台价值60万元的射雾车。“现在客户更重视效果，所以签合同也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环保治理以达标为主，效果没达标就不能验收。”不少当初拒绝刘炳煌的企业，如今都纷纷成了回头客。

在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看来，环保问题跟企业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系。“如果定位在价格战，上这么昂贵的设备肯定不合算。因为成本增加，产品在价格上是没有竞争力的。但如果企业走的是品牌、质量、服务，按这条路子定价，反而可以养活设备。”

根据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的了解，像万科和万通这样的房企，在绿色发展领域就做出了表率。他们的环保意识不仅体现在最终的产品上，而且还和数家同行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绿色供应链行动，例如：他们对水泥、钢筋、板材等一系列的产业建立环境表现标准体系，只采购符合环保标准企业的产品。“作为行业的龙头企业，他们带动了整体产业链的绿色发展。”

环保风暴带来最显著的影响是竞争环境的改善。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在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看来，“环保风暴让大厂更自信，让中等厂可以升级，让小厂不敢做了，或者转型做更好的。”首创思泰意达常务副总经理刘炳煌认为，在经历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以后，现在的经商环境比以前好多了。制度严格会让让企业自觉向善，不作恶。

环保对再生资源行业而言，意义同样重大。

“千家万家，村村点火，户户冒烟，这个环保怎么做呢?环保是要有成本的。不管是哪个行业，集中度更高，才可以推行环保措施。”在湖南万容科技董事长明果英看来，环保风暴关闭掉了散乱污企业，有利于环保的集中处理。

“过去为什么再生资源行业发展不起来，就是因为太分散。正规企业上了环保设施，上了机器设备。但是个体户不用，反而把原料抢走了。所以大企业就吃不饱。”转型做资源回收处理的明果英深有感触。

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，万容签订了二十几个框架协议，十几个项目同时开工建设。明果英看到，不少业主在选择垃圾处理企业时，非常慎重。有的一次定不下来，还要两次、三次，甚至经历四次考察，才最终敲定。

原航空航天部部长、原中国工经联会长林宗棠对直截了当：“环保问题简单不简单?其实很简单!主要还是下没下决心，重视不重视，企业甚至可以拿出销售收入的10%-12%进行环保投入。”

“2016年以前，环保对企业而言，是成本;但2017年以后，环保就变成企业的重要竞争力，甚至是企业可经营的基本资质了。”一撕得CEO邢凯说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