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、现实的泥淖
但现实远比人们看到的更复杂。
中国大量中小制造型企业处于生死线边缘,“制造业的利润已经比刀片还薄了!”在2016年两会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直指制造业生存境况。此次环保风暴让本来就处于风雨飘摇的中小制造业,更加艰难。不少企业纷纷陷入停产整顿、采购间断、信用危机等困境。
环保风暴带来最广泛的影响,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激增。
在于茂松的印象里,钢铁企业从2014年开始大面积亏损,2015年钢铁更沦为“白菜价”,每斤约7毛钱。当时全国只有一两家钢厂不亏损,其他全部沦陷。
但是,从2016年开始,在供给侧改革的政策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之后,“2017年钢厂反而都赚钱了。2015年每吨亏损将近100元,2017年每吨反赚1000元”。因需求增长、政策利好、环保限产等综合因素,使一家钢铁企业居然三天赚了一个亿。
尽管钢厂赚得盆满钵溢,但实则是下游企业为之买单。据于茂松介绍,整个钢铁产业链的利润几乎集中在上游。而下游80%-90%的企业是亏损的。到2017年下半年,中国的钢铁出口量呈现断崖式下滑。从2016年开始,全世界最贵的钢铁在中国。但是,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钢铁的出口量依次为:1.1亿吨、8000万吨、6000万吨。
在造纸行业,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从业者透露:“为什么贵呢?环保突然严了,工厂开工不足,甚至很多工厂停产,国家专项行动查获进口废纸,进口的部分减少了,供需平衡就被打乱了嘛。”
当然,除了原材料,涨价的还有能源燃料。一位企业家透露:2017年9月份天然气的价格是2.2元左右,到了12月份,价格就翻了三倍。如果一家企业一天的天然气消耗量是七八万平方的话,就天然气一项,成本就增加了30多万元。
但是比涨价更要命的,是供应商的断货。
2017年9月,一封因供应商断货而向政府发布的《紧急求助函》在网上传播。全球知名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投资(中国)有限公司,旗下的滚针供应商某公司因环保原因被关停。
而由此引发的直接影响是:零部件缺货。
据称,该公司的关停,将间接导致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款车型陆续全面停产。因为供应商是独家,如果更换新的供应商至少要3个月左右的时间。而预计滚针的供货缺口将超过1500吨,理论上将会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多万辆的减产,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。断货导致了很多企业有单不敢接。
其次,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源的浪费。
因为环保停产整顿等原因,不少制造型企业,其生产设备大多是连续性设备,停一次再开一次,直接损失甚至可高达几十万元。
有时候,环保政策变化异常之快,也产生了企业刚刚按照新政策执行下去,匹配好设备,但标准又上调了的不适应症。尽管标准的出台会带动一系列设备厂家的繁荣,但政策变动太频繁,也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。
一个真实的案例是:一个天津的砖窑老板,为了进行环保升级,几乎把身家性命都投了进去。投资改了天然气,相关手续也都办齐全了,但刚把天然气装好,准备投产的时候,却被告知该行业在本市被取缔了。老板直接精神崩溃了。
损失是一连串的。尤其对于一些出口型企业而言,损失不仅仅来自于停产,如果连港口都停运,就意味着毁约。“企业是依靠信誉生存的,你定好了订单都保证不了时间。这个损害可能是很难计量的。”天津海钢板材董事长于茂松说道。
他算了一笔账,被关停的散乱污企业,仅天津静海区就多达2000多家。一家按10个工人算,失业人数就多达2万多人。
“但是如果再不投就是死路一条。这是你的必由之路,只能这么做,这是生和死的问题。”于茂松语气坚决,但也透着些许无奈。
4、环保:一种经济行为
不少企业把环保当成一种成本,甚至是一种额外的负担。这就意味着“环保”这件事需要企业家付出额外的“道德情操”才能最终达成。但事实上,根据记者调查发现:那些环保风暴中的先行者,大多出于对自身企业长远利益的考量,而不仅仅是道德,才决心投入并践行的。
很难想象,在浙江义乌,一家只生产吸管的工厂——双童吸管,竟然早在2004年就规划并投入了企业厂区的整套节能降耗设施,每年为双童节省200多万元,截至2017年累计节省了3000多万元。
以设备余热水循环系统和余热采集系统为例,双童把所有经过模具的50度温水收集起来,处理之后用于员工洗澡、洗衣等生活用水。同时,董事长楼仲平引进了日本的相关技术,对设备余热和废气进行采集并回收,再通过空调管道输送到需要加温的车间和工段。仅在这一项上,双童每年就节省150多万元,更是消灭了企业产生的污染和排放!
“当时,我们没有那么伟大,也不是说我思想觉悟有多高,但这样做一年能省下200多万,我何乐而不为呢?我是一个商人,商人的本质就是去追寻利益最大化。”楼仲平对说。
在楼仲平看来,日本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,但是日本社会转变得非常快,他们一直把节能降耗、环境治理当做效率提升的一种手段。在日本,节能降耗从来没有政府过多的推动和宣扬。
无论如何,环保是一种经济行为。
“法治是不允许你做,利益是吸引你不做。”众山投资董事长吴忠恒说道。众山投资一直在致力于一次性餐饮用品行业产业链整合平台。在他看来,不少一次性餐饮用品企业转型升级做环保产品,和环保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不少企业是从低端产品开始做起,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以后,就逐渐提高门槛,进军高端领域,产品就越来越环保,这并不是靠环保意识来吸引的,而是因为利益。
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带头人,张伯驹在和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有同感。作为环保组织,不能只说环保人的话,而是要说让企业听得懂的话,“我们要跟他们讲市场、盈利、融资、ISO,而不是说环境、绿色、生态。环保对于企业而言,意味着风险控制、市场机会、品牌形象。”
在一撕得CEO邢凯看来,环保不达标的企业,应该实行不同的成本结构,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。因为花一块钱去污染,可能要花十块钱去治理。
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甚至认为,部分企业适应不了环保只是一个结果,或者一种表象。环保的响应能力,实际上是企业综合经营能力的反映。很多时候,部分企业的经营能力,代表着一种落后产能。在他看来,目前大部分中国企业的思想,还处于早期“供不应求”——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的阶段,而欧美、日本企业早就进入了“市场导向”阶段。
以家居板材行业为例,不少企业被环保一击就倒,原因就在于陈旧的技术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。不少板材产品同质化明显,产能严重过剩。一位板材行业资深人士感叹:“一个年产值几百万的板材厂,搬厂要投入150万,这种情况下,还干不干板材就是个问题。”
5、“利他”经营哲学
但如果企业存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盈利,则会出现很多古怪的事情,例如:环保企业有时候甚至成了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。
在污水处理行业,企业把污水处理最末端浓度最高的污泥随意抛弃。打着生态旅游旗号的旅游公司,很多时候都是以生态为代价来吸引旅游者,造成更多不环保,最后带来生态灾难。
在十几年前,福耀玻璃在吉林双辽有一家浮法玻璃厂,因为当地有一个砂矿。一次,曹德旺从一个德国留学生那里得知,通过现有技术砂洗洗不干净,德国有一种技术可以实现。于是福耀就买来设备,并且做了环保认证,投入了近千万。投入之后,有老百姓出来抗议有含氟的污水排放,于是福耀玻璃就把污水交给了污水处理厂,处理完之后排放。
但后来老百姓又提出一个问题,洗出来的矿渣怎么处理,政府又给出一个方案:堆到岩石坑里去。老百姓就说岩石坑会渗怎么办?后来,曹德旺一想:氟污染会导致人的头发、牙齿掉光,到时候你赚钱又图什么?
于是曹德旺就果断下命令关闭了这个砂矿。而前期加起来近亿元的投资也随之而去。后来,福耀只有从辽宁本溪买矿回去,每年要多花1000多万的运费。曹德旺“不过”了吗?
“做企业是为什么呢?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。但是住到病房里面去治病,那你说你改善什么?作为企业家这是绝对不行的,这是不负责任的事情。”曹德旺的话语非常朴素,但所蕴含的社会责任感,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还不多见。但如果想清楚企业和企业家存在的本质和意义,环保这件事情似乎也不那么难。
在双童吸管董事长楼仲平看来,“商人的本质,就是以利他去换取利己。表面上是利他,但是实际上是利己,这是商业定律当中的一环。”
中国人把稻盛和夫的“利他”思想,看成一个非常高尚、触不可及的思想。但尚和管理咨询总经理胡光书认为,“利他”实际上是一个基本的生存法则。如果不能对外部做贡献,企业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。他认为,虽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——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人是自私的,但很多人不知道,自私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,人基于自私所以要去交换。正因为自私,才能通过交换给别人提供价值,从而获得自身价值。所以,利他不是一种高尚的追求,本身就是一种普世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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