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30年，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需要巨量的投资。虽然当前已有的预测结果不尽相同，但所有投资规模预测都将超过100万亿元。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，政府资金只能支持一小部分，巨大的缺口还要靠社会资本来弥补。要运用市场化的方式，引导金融体系提供所需要的投融资支持，以绿色金融和碳交易作为实现“碳中和”的政策抓手，引导资源合理配置，撬动金融资源向低碳绿色项目倾斜。

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，截至2020年末，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11.95万亿元，存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，其中电力、热力及交运等行业的绿色贷款占绿色贷款余额比重为59.67%。但相对于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体规模（约168万亿人民币）而言，绿色贷款占比仅约为7%。截至2021年3月22日，中国绿色债券存量为9108亿元人民币，位居世界第二。但是，无论是在中国目前信贷300多万亿元的总体规模中，还是与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所需百万亿元级别的绿色低碳转型投融资规模相较，目前绿色信贷规模只能算是“九牛一毛”。在国内层面，大型金融机构和央企积极抢抓机遇，发行“碳中和债券”。截至目前，中国已发行48只碳中和债券，发行规模合计达692.2亿元。在国际层面，2016年9月，中国作为G20主席国，将绿色金融纳入G20议题；2019年4月，中国倡议成立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国家联盟，发布“一带一路”绿色投资原则，为“一带一路”绿色发展合作打造政策对话和沟通平台、环境知识和信息平台、绿色技术交流与转让平台。目前，只有中国和欧盟出台了明确的绿色分类标准，中欧双方也正在推动中欧绿色分类标准的趋同。

绿色金融分类标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，有助于界定哪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应纳入绿色金融范围。为推动中国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，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修订了绿色债券标准。在其联合发布的最新版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（2021年版）》中，删除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类别相关内容，标志着绿色债券不再支持任何涉煤项目，包括节能领域火电机组污染防治等与煤炭相关的项目，绿色项目的界定标准更加科学准确。其他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，如银保监会发布的《绿色信贷统计标准》，国家发改委会同生态环境部、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的《绿色产业指导目录》等，尚未作出相应的调整，应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。从推动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角度看，金融监管部门应尽快健全和统一绿色债券的认证标准，加大对“洗绿”“漂绿”等行为的处罚力度。目前，中国和欧盟正在推动中欧绿色分类标准的趋同，避免国际绿色金融市场的碎片化发展。绿色分类标准趋同工作的顺利推进，有利于形成绿色金融的全球共识，有望形成绿色金融的第一个国际标准。

发展绿色金融，要完善环境气候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。环境信息披露是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产业的重要基础，是缓解绿色投融资信息不对称、降低运营风险和承担环境与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。目前，国内并未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环境和气候信息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愿低；金融机构缺乏采集和评估企业和项目碳排放、碳足迹信息的平台和能力，较难作出科学客观的绿色投融资决策。据2020年11月发布的《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（2019年）》显示，2019年中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总计3939家，其中已发布相关环境责任报告、社会责任报告及可持续发展报告有效样本的企业共1006家，占所有上市公司数量的25.54%，仍有逾七成上市公司未发布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报告。即便是披露环境信息的部分企业，也存在着披露程度低、披露信息内容标准不统一等相关问题。

当前，健全完善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迫在眉睫。深交所、上交所分别在2020年2月和8月修订了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南，明确规定上市公司需披露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履行情况，全面提升对国内上市公司碳排放相关报告的合规标准。“十四五”时期，生态环境部将推动上市公司、发债企业强制性披露环境信息；中国人民银行将研究建立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。这些能否尽快落地形成可操作的强制性规章制度，出台后能否得到严格执行，都还有待进一步观察。

碳达峰、碳中和背景下，环境和气候相关的风险已经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，金融机构应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给金融资产带来的风险，未雨绸缪，做好资产风险评估，包括一定的压力测试，积极应对气候挑战。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中，高碳资产将加速折旧，在正常使用寿命前成为搁置资产，可能会形成一些区域性、行业性的风险。因此，金融机构需改变过去对资本密集型高碳排放企业的估值与行业偏好，控制投资高碳资产，将气候因素纳入投资风险管理框架，以降低资产搁置的风险。同时，发展绿色金融将会带动百万亿级的绿色低碳投资，金融监管机构应适时调整绿色金融资产风险权重，降低绿色不良资产容忍度，开展绿色资产证券化业务，鼓励金融机构开发ESG产品，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积极性，鼓励引导其开展绿色投资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绿色金融存在着技术复杂、周期长、盈利低、政策风险高、信息不对称等问题，与金融追求短期盈利的惯性思维存在潜在矛盾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的动力不足，使得当前绿色金融仍以传统的项目融资和绿色信贷为主，产品结构和服务模式单一。可以说，无论从结构、数量上看，还是从效果上看，这都与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要求存在不小差距。如何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，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金融风险，在执行层面还面临诸多困难。